和于光远先生聊“党内秀才”

作者：王凡

目 录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思想动向

陈伯达又和于光远过不去了一回

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

“我把那次汇报称作‘于光远丢脸史”

2013年9月26日，在忙碌一天后上网，看到了于光远先生已然过世的消息。大约在2000年前后，虽说他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但我已能感觉他在老去，行动也愈发不利索。他却告诉我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我就再没有去打扰过他。

我如今已记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诉我，于先生在与人交谈时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

我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时，初学政治经济学的读本之一，就是他和苏星主编的 《政治经济学》，故而久仰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门拜访。听友人如是说，我条件反射般地意识到，这真是个求见于先生的好机会。遂问这位与于先生熟识的友人，可否带个话，说晚辈王凡希望登门拜谒。不想友人很快就回话，说于先生表示愿意和我见面，我可以直接和于先生通话约定见面时间。

到于光远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问题的吗？”由于我只看到了于先生在毛泽东寓所谈辩证法和基本粒子问题的追忆，故而这样问道。

“不是，是关于田家英的。我最近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你那篇文章后，便很有兴趣地读了。凭我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亲身体会，觉得你的叙述是可信的，同时引起了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而又写了一篇读后感。”

因为有文字作媒介，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已经相互认识很久了。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个聪明顽皮的青年”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先生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交谈起来。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田家英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粘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田家英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的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神情，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后很久一段时间，田家英都不理曹葆华。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南海时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欢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鸡”，逗得旁观者忍俊不禁。

于先生说：“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然而田家英对此并不生气。”

后来，我将于先生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了家父。父亲说于先生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天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特别是他跟陈友群在一起的时候，见面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沿。”父亲说。

父亲还告诉我：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田家英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他会悔棋，对一个子的得失也要较真儿，甚至在眼看难以挽回败局时掀翻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耍赖，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实是真正的田家英。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老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摘田家英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的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严肃性纪律性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于先生说。

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思想动向

从田家英说到给最高领袖当秘书，自然就会涉及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与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两人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家英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 《人民公敌蒋介石》 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语抹杀。

于光远先生对我说，他和田家英在一起的时候，确实议论过陈伯达。田家英对陈伯达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田家英曾向于光远讲述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伯达也常常以喜欢搞调研自我标榜。可是他又怕吃苦，不愿深入农村，往往是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只听听调查人的汇报。在此之后，他才装模作样地走一下，继而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伯达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動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后来，于光远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的小站做所谓调查，目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所说毫无二致。陈伯达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根本不到一线，只是听听汇报。于光远去看陈伯达时，陈伯达正给在场的人讲佛学，讲“阿弥陀佛”，而没有一句关于调查研究和思索的话。

“其实，我对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闻名而钦佩，由初次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的过程。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前后对之大批判的印迹。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伯达，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我对于先生说的认识过程很有兴趣，遂请他详细说说。

于光远带上 《资本论》 准备同陈伯达辩论

“我加入革命行列，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期间，《一二·九宣言》 中有一让人闻之难忘的警句，叫做‘华北之大，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传闻（不知准不准）此语出自陈伯达手笔，当时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且负责宣传工作。这是我最早闻陈伯达之名，印象很好。”

1936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由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册子。艾思奇的 《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并一版再版，陈伯达的文集 《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并在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1939年于光远到了延安，经何思敬介绍，参加了在毛泽东提示下成立的延安新哲学学会。在这次新哲学年会上，于光远算是和陈伯达谋了一面，但此后未同他有什么过往，直至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他们才发生第一次接触。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汇辑的是封建社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两三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光远到他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论》某页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之不相符的。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一个刚刚“而立之年”的青年，故面对陈伯达虚心纳谏的态度，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了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修改，原封不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如此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会渐渐感觉到他的虚伪。但于光远第一次同陈伯达过往，积累了数年的好印象就被一扫而光。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完结，在“文革”中陈伯达又把此事翻出来整于光远，让于光远真正领会了陈伯达所说“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陈伯达又和于光远过不去了一回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中央党校） 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成了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光远有更多的机会领教他的为人。

1949年9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自第2期以后，于光远成了该刊的总编辑。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当时同王惠德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惠德对于光远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于是，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于光远各写了一篇文章。好几个人的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 《学习》 是中宣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了什么变化？

据推测，陈伯达或许曾向毛泽东透露了相关情况，此事后，毛泽东对《学习》杂志发出了严厉的批评。我曾在中南海迎春堂周边的陈伯达住所附近，亲耳聆听了陈伯达转述毛泽东的指责。毛泽东明确指出，《学习》杂志所刊登的文章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显得尤为稚嫩，且深受托洛茨基左倾思想的深刻影响。我的这一推测，源于1955年阅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发现了一封胡风于1952年致路翎的信件，信中提及陈伯达曾就《学习》杂志向中央提交过一份报告，其时间线与此次事件完全一致。

回望往昔，于光远感慨道：“在那个时期，我们根本无暇深入探讨毛泽东批评中的具体问题，至于托洛茨基的极左思想，我更是未曾涉猎，谈何受到影响？每当领导要求杂志进行思想整顿，我们便需立即进行自我反省，并撰写文章反思个人观点。”

不久后，一场带有浓厚讽刺色彩的戏剧性事件悄无声息地上演。就在《学习》杂志收到冯定先生投稿，其观点与于光远等人的论述惊人地一致之时，杂志社接到了领袖的指令。面对这一迫切的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杂志社无法筹备新稿件，于光远等人当机立断，决定对冯定的文章进行紧急修订，使其立场转变为对光远等人发起批评。

在将一篇原本秉持观点性的文章转变为对特定立场进行深刻剖析的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一转变使得文稿面目一新，与原稿差异显著。经过多次精心修改，我们最终将修订后的文稿呈送至毛泽东先生面前。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先生仅对标题做了小幅调整，对文章内容并未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稿件便顺利通过了审阅。

鉴于《学习》杂志乃中宣部官方出版的出版物，陆定一部长亲自审阅了其中的内容。然而，在部门内部，对于负责选题与组稿的于光远与王惠德，并未实施任何处分。团中央的许立群亦未受到指责；华北局的吴江亦未遭受批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遭遇了严肃的处理，这主要是因为陈伯达正是那群热衷于对付艾思奇的人之一。

“您听闻1950年代中期，陈伯达与您似乎有了一些分歧？”我出于好奇这样问道。

“唉，那正是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宣传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发表演讲，他屡次自称‘小学生’、‘小小老百姓’。坐在我旁边的王惠德忍不住评论说：‘瞧他那副模样，似乎又在施展什么手段，未免太过做作了！’不料，这句话恰好被前排的陈伯达秘书听见，但他并未识别出说话者的身份，误以为是出自我的口。陈伯达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当时负责中宣部日常工作的胡乔木对我进行斥责，然而胡乔木并未遵从命令。我认为，尽管陈伯达秘书当时误将说话者当作是我，但他并未对我产生误解，因为我的内心确实抱有相似的看法。”

“陈伯达著作等身，作品体系完备而丰富，其做出的贡献尤为显著，远非其他秘书所能比拟。”这一观点颇具新意，令人耳目一新。

与毛同餐

谈到田家英和陈伯达，话题自然便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得力秘书。于是，我们的讨论不自觉地转向了毛泽东，并进一步谈及了于光远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厚关系。

“作为党中央和最高领导层文稿撰写团队的成员，您与毛泽东主席的交流一定颇为频繁。我不禁好奇地询问。‘确实如此，接触次数不少。在延安时期，我多次参与会议，也观摩了许多文艺演出，经常能看到领袖与民众同乐的情景。不过，与毛主席直接交谈的机会相对较少，我想起来大概只有四到五次。’于先生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渐渐沉浸在了那段历史的回忆里。”

不久前初至延安，我有幸得以与毛泽东同席而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是在1939年岁末至1940年初的时光，延安正积极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身为中央青年委员会的一员，于光远承担了诸多组织上的重要职责。

1940年1月，于光远与研究会筹备小组的核心成员屈伯传（后改名为屈伯川）携手，访问了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所——窑洞。此行的要务是向毛泽东同志汇报研究会的筹备进展，并热切地邀请他在研究会成立大会当天莅临，发表重要演讲。屈伯传曾在1934年9月远渡重洋，前往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深造，并取得了化学工程博士学位。他是首位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后，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延安革命事业的人士——此注为补充说明。

毛泽东饶有兴趣、关切地探询了研究会筹备、构想及宗旨的诸多细节。提及与毛泽东的首次见面，众人往往会被问到一些私人的琐事，诸如姓氏、家常闲谈。然而，不知何故，在与毛泽东的初次相聚中，光远等人似乎并未经历到那温馨的交流时刻。“回想起我与毛泽东的第二次近距离接触，我深感自己并未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毛泽东果然到会并讲了话，这篇讲话曾在 《新中华报》 上刊载，后 《毛主席语录》 收有节选。

会议召开之际，于光远端坐主席台之首位。与他同席而坐的，是一批刚刚抵达延安的新面孔。对这些新相识，于光远并不熟悉，于是他向身边的人提出了介绍的要求。周扬便是这些新朋友中的一员。于光远回忆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他初次与日后成为他敬重的老领导，亦是他亲密无间的挚友——周扬相识。

五个月的时光匆匆而过，转眼便到了六月下旬。在这一天，于光远再次与毛泽东肩并肩坐下。自他与屈伯传一同踏入毛泽东的窑洞，至今已数月矣。这次的重逢，恰巧赶上了延安新哲学学会一年一度的盛大集会。

延安新哲学学会的创立，可追溯至1938年。当时，中共杰出的领导人张闻天与毛泽东，均身为学会的一员。每当年度盛事召开之际，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刚刚凯旋的朱德，便会莅临现场。大会正式拉开帷幕，由会长何思敬发表开幕词，紧接着，艾思奇对会务进行了详尽的报告。随后，毛泽东、张闻天、朱德依次发表了重要讲话。新晋会员于光远亦在会上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主题是对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某些论点，运用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评议。

抵抗、坚守与反击。1939年，我国《新中华报》与武汉的《新华日报》相继发表文章，指出抗日战争已步入“相持阶段”。其中一篇社论更进一步，将这一阶段定义为“过渡时期”。当时，众多人士普遍认为，所谓的过渡时期，实则是指我国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实力正处于对峙状态，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均衡态势。

固态的玻璃坚不可摧，但其一旦被加热至某一特定阈值，便会转化为液态，呈现出典型的相变特征。

因此，于光远总结阐述道：各类事物的本质各有其独特的特点。若某事物仅由一对矛盾构成，非此即彼，则其中不会有过渡性的环节。然而，若一事物内部存在着多对矛盾，即便解决了一对，剩余的矛盾仍需依次予以解决，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过渡性的阶段。

光远先生巧妙地驾驭自然辩证法的精髓，并结合生动形象的语言，对毛泽东关于相持阶段并非敌我力量均衡的观点进行了深刻解读。他指出，这一阶段实则源于“敌方兵力不足以及我方坚定不移的抵抗，迫使敌人不得不在特定区域内划定战略进攻的界限……随后转而巩固其占领区域”。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耐心地度过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这无疑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

年会圆满落幕，与会人员紧接着移步至新开业不久的沟口胜利食堂，共同享用晚宴。在此，光远先生与毛泽东主席竟意外地被安排在了一桌，并坐于主席的尊贵之侧。“这是我有幸第二次与毛泽东主席如此近距离地交流，我恰好坐在他右侧的位置。”

光远先生的独到见解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用餐之际，他主动询问了我的姓名。我答以：“于光远。”他紧接着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学习背景和所学专业。我向他说明，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专业是物理学。随后，话题转向了过渡时期的议题，我们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毛泽东强调：“即便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士，也不应忽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汇，因为众多问题实则相互交织。比如，在探讨过渡时期的问题时，若能将自然科学的知识融入社会科学领域，将能产生显著的益处。”

毛泽东对哲学这一揭示自然与社会思维普遍规律的学科领域，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观点，并特别强调研究者必须广泛涉猎自然科学知识。他勉励光远不断深入对自然辩证法的研习。“自那以后，他对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我对自然辩证法深入研究的记忆，至今依然鲜明。”

沉醉于对过往的遥远回忆，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毛泽东为何在他心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这或许与他当时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大众哲学》闻名遐迩的艾思奇，在1937年中秋时节抵达延安，便立刻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毛泽东甚至一度动念，想要让艾思奇成为自己的秘书，这恐怕也是基于类似的深刻思考。

“我们必须开设一门涵盖三大核心板块的综合课程，其内容应包括自然发展史、社会发展史以及当前的理论与思想议题。在自然发展史这一板块，可由光远同志担任主讲。”

周扬重返延大，旋即向于光远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据此，于光远承担了自然发展史的授课职责；而社会发展史的教学工作则由延大的副校长张如心负责；至于对现实理论及思想问题的深入研讨，则由周扬亲自担任领队。

“这报告简称‘光远丢脸史’。”

显而易见，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杰出贡献，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每当毛泽东沉思此类问题时，于光远的名字便会自然而然地浮现于他的脑海。在延安大学初创时期，毛泽东便亲自提名，邀请于光远开设相关课程，这一举动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一段美谈。而进入1960年代，毛泽东更是亲自邀请于光远至其寓所，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佳话。

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期刊发表了日本学者坂田昌一在基本粒子领域的研究成果。毛泽东同志在审阅该文后，随即邀请时任该刊主编的于光远先生至其菊香书屋，就相关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座谈会。

毛泽东习惯于卧床翻阅书籍。或许在我们抵达之前，他已持续如此，深陷于书海之中。因此，当我们到来时，他仍旧保持着卧姿，只是将目光从书本上轻轻移开，转而与我们展开了交谈。

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哲学领域，尤其是对认识论与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剖析。讨论的起点，源于坂田昌一提出的关于基本粒子的“新理论”。在这一框架中，毛泽东阐述了他对宇宙无限性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独到见解，进而推导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将是一个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在言辞交流间，我简略地分享了几则关于认识论的观点，其核心思想多源自毛泽东的论述。在他精辟的阐释中，理论与实践相融合，思维既活泼又富有跳跃性，显得极为自由。同时，他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一分为二”的论点进行了反驳。承担整理这次对话重任的是我，然而在记录中，我却未能详细记录下“合二为一”的全貌。

“原稿在吗？”我问于先生。

整理工作虽未对外披露，实则已顺利结项并呈递。这份整理的文稿虽未对外公布，却在“文革”时期被收录进红卫兵编纂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小册子。我有幸得以一睹真容，其内容与我整理的版本几乎一致。但至于红卫兵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份文稿的，我至今尚未能揭开其背后的秘密。

鉴于光远先生提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主席之间的紧密交往，我满怀期待地希望他能继续与我们分享那些珍贵的回忆。光远先生回忆道：“在我拜访毛泽东主席的住所时，除了那次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深入探讨，我还曾有幸与主席有过一次会面。不过，那次会晤并非在菊香书屋进行，而是在游泳池附近的区域。”

彭真同志肩负起领导政法事务的重任，彭德怀将军则掌管军事指挥大权，陈毅将军主管外交事务，李富春同志致力于推动工业的快速发展，谭震林同志分管农业事务，而聂荣臻元帅则担当起科学领域的领导重任。为此，聂荣臻元帅与于光远同志、张劲夫同志一同前往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对“大跃进”运动期间全国科学界的真实状况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抵达毛委员长的寓所，那里的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步入毛委员长的居室内，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尺寸不一的液压机设计图纸。在与他的对话中，毛委员长不止一次地对钢铁产量难以有效提升的现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在回忆与毛泽东的某次会面时，于光远提及毛泽东身着一件朴素的睡衣。那睡衣略显陈旧，尤其是膝盖部分，一个明显的硕大补丁引人注目。“补丁的针线细腻而整齐，我不禁好奇，这究竟是谁缝补的？或许是江青这样心思缜密的人吧？”于光远如此感叹。

针对先生的疑问，我恰好掌握了确凿的答案。去年，我对“五大秘书”之一的叶子龙进行了十余次深入的访谈，他正是从我这儿获得了相关信息。我向于先生详尽解释道：“叶子龙曾透露，江青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名叫李云露。她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因此江青将她接到自己身边，并一同迁入中南海。每当毛泽东的衣物出现破损，都是江青的姐姐亲自为其修补。”

难怪众说纷纭，我起初便坚信江青难以拥有如此精湛的缝纫技巧。

请教于先生有关他们与毛泽东主席那段重要谈话的细节时，他这样回答：“张劲夫向主席汇报了中科院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我则对全国科研机构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详尽的陈述，主席听得分外专注。”提及此事，于先生不禁感慨良多：“那次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我私下里称之为‘于光远失面子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汇报会中，我所述及的资料并非源自我亲自进行的实地考察，而是通过对各区域提交的文件与报告进行汇总分析所得。在这其中，一份来自山东省的官方文件格外引人注目。该文件详细记载了该省某地成功研发的一项嫁接技术：将苹果与南瓜进行嫁接，竟神奇地使南瓜拥有了苹果的风味，同时苹果的体积也得以扩展至南瓜的尺寸。作为科研人员，我本应尊称为学者，然而，我却未对此信息进行深入剖析与深思熟虑，便草率地将其上报给了毛泽东。这无疑是我个人的重大失误。

这段回忆在光远心底沉淀已久，纵使“文革”的风雨已远去多年，他仍旧不时陷入沉思，对共和国历史上屡屡发生的此类事件深感困惑。近期，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国应当设立一个专门的科学审查监督机构，对于任何新事物、新观念，都应当首先以科学的标尺进行衡量。他的“科学至上”理念，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逐步成型。光远如此阐述道。

在与诸多前辈的交流之中，我频繁地聆听到他们对过往经历的深刻反省。然而，如同光远先生这般，不仅详尽地回顾了自己的“尴尬往事”，更能在反思中提炼出独到见解的，在我所接触的案例中可谓是前所未有。

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1995年，我有幸与于先生初次邂逅，交谈甚欢。他言辞锋利，我们的对话从九点持续至近十二点，始终聚焦于毛泽东及其身边的几位理论研究和写作高手，即中共的“党内秀才”。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这些秀才们的讨论既充满趣味又不乏深度，足以构成一部著作的核心主题。于是，我们一边数着手指，一边深思熟虑，探讨哪些人物有资格被纳入“秀才”的行列。自那以后，在随后的多次见面中，我们始终保持着对这一话题的激烈讨论。